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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在麦田的阅读 ——《乡土中国》读书笔记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财政学09级研究生
2009210177
陈红燕
汪丁丁在《麦田里的歌》的序言里“在麦田里读书，与在都市里读书相比，最明显的好处是你随时可以感到你的脚是踩在土地上的，厚实，质朴，不赶时髦，不作玄想。天和地，向你提出问题，等候你的回答”。
阅读费孝通老先生的经典著作《乡土中国》，恰恰给了我“在麦田里读书”的感觉，所描述和总结的正是作者对充满浓郁的乡土气息的中国乡村社会所调研的一线资料，有种脚踏实地的厚实感，阅读，捡起知识的田地里硕大的麦穗，天与地之间，“天苍苍兮，野茫茫”，任由思维如脱缰的马儿驰骋，思考，作问，写作，记录那阅读过程中的感悟与笔记。
仰望星空，低头实践：一往无前的探索的精神与研究的态度
无数次的阅读体验告诉我，一本好书的自序往往可以窥见作者的创作意图，可以聆听到作者感性的创作心声以及一本书的灵魂之音。《乡土中国》的序言为费老在此书1984年重刊时所作。在这里，最为让我触动的是费老先生那坦诚、率真、踏实、谦逊、认真钻研的为学精神。
尽管费老先生谦逊地坦陈此书是在一面探索一面授课的过程中完善讲义而作成的，因此有些观点还不是很成熟，同时他也深知如果把不成熟的想法贸然公之于众难免会有不良影响，但是正如他所言“当三联书店提出想重刊此书时，我又从头读了一遍。我不能不为当时那股闯劲所触动。回头看，那一去不复返的年轻时代也越觉得可爱。我愿意把这不成熟的果实奉献给新的一代年轻人。这里所述的看法大可议论，但是这种一往无前的探索的劲道，看来还是值得观摩的”——也就是这本书作为费老先生“一生经历中留下的一个脚印，已经踏下的脚印是历史的事实，谁也收不回去的。”费老先生没有以老年的成熟简单地否定自己年轻的幼稚，而是充分肯定了自己年轻时候的对学术对研究的闯劲，肯定自己曾经摸索过来的那一排歪歪曲曲的脚印，它的精神的精华和启发正是在于费老先生这种在学术领域勇于探索、脚踏实地实践的为学之精神。这对于当今学界流行病——闭门造车、屈服权威、人云亦云、浅尝辄止的学习和研究的态度不能不说是一种莫大的鞭策。
且不说当今学术丑闻百出的学界，先从我们学生说起，尤其是研究生教育日益本科化的今天，花钱发论文、应付课堂论文习惯于“复制——粘贴”，缺乏广阔深入的阅读，更多的是埋头苦读为各种证和考试奋斗，大部分学生哪儿还有调查研究的潜心？更何谈有费老那样的，因为不喜欢“用现存的课本，而企图利用青年学生们接触的机会，探索一些我自己觉得有意义的课题”，也因为年轻，“有初生牛犊的闯劲，无所顾忌地想打开一些还没有人闯过的知识领域”？
然而，费老自称为不成熟的观点，却早已成为经典。它提到的一些理论也被汪丁丁、周其仁等许多经济学家在其作品中引用和借鉴。这些来自深入调查，来自一线的实证研究，它来自“行走在麦田中”和无数乡间小路的调研，它质朴，它不作玄想，只是在低头走路间向天和地作问，探索答案，最终出版此书。虽然出自几十年前“年轻人”闯劲的成果，却经得起历史和时间的考验，成为了许多研究者了解中国乡土国情的重要的经典作品之一。
记得温家宝总理曾经在视察同济大学时朗诵了一首诗《仰望星空》：
我仰望星空，它是那样的辽阔而深邃；
那无穷的真理，让我苦苦地求索、追随。
我仰望星空，它是那样的庄严而圣洁；
那凌然的正义，让我充满热爱、感到敬畏。
我仰望星空，它是那样的自由而宁静；
那博大的胸怀，让我的心灵栖息、依偎。
我仰望星空，它是那样的壮丽而光辉；
那永恒的炽热，让我心中燃起希望的烈焰、响起春雷。
温家宝总理感言“仰望星空”，正是鼓励青年学生保持着对民族对社会的一种敬畏与热爱，保持一种对理想对真理的热爱，希望年轻的我们，奉献自身成就价值；同时，我想，脚下的这片土地，蕴含着这个民族走过五千年的所有痛苦与欢乐，孕育着其文明与智慧，不妨，我们也像费老一样，怀着对国家与社会的热爱，对知识和真理探索的闯劲儿，“仰望星空”，同时，也脚踏实地，在麦田里阅读、调查、实践，以认真严谨的态度为学，更是值得当今之年轻人共勉的吧。
以书窥书，其乐无穷
尊重老年人的权威，长幼有序是乡土社会特质。在单位升迁，先照顾年老的升迁，有时候年龄甚至比智力和专业能力等因素更为重要；再如在高校里，流行一种说法“教授是熬出来的”，评比教授和副教授等，通常得“熬”到一定的年龄才轮得到一些学术成果丰硕的年轻人评上教授，有时候一些学术天才有杰出的贡献，也得熬到一定年龄才能评上副教授；在家庭生活中自然就不用说了，尊老是社会倡导的传统美德，听长辈的话，尊重长辈的意见和权威，我思考这种长幼有序的传统来自何方呢？
在《长老统治》中，费老先生谈及中国社会是一个教化权力的社会，长幼之序是中国亲属制度中最基本的原则。在乡土社会的权力结构中，虽然有着不民主的横暴权力，也有着民主的同意权力，但是在这两者之外，还有教化权力，它产生在社会继替的过程中。教化权力结构在中国特定的稳定的社会结构中有着重要的作用，“中国的长幼之序点出了教化权力所发生的效力”，这是社会学从权力结构的角度分析中国长幼之序的来源。同时，在我的“以书窥书”之旅中，偶然读到蒲勇健教授在《为什么咱们中国干啥都要考外语》[①]的分析，尊重老年人的传统是来自于一种看不见的博弈，长幼有序的传统中国社会形成了一种重要的纳什均衡——“排队机制”。老年人先于年轻人来到这个世界，他们会制定一个有利于老年人的规则，老年人占据着社会位置，控制这社会资源，这样，年轻人需要花时间“排队”，等待老年人退出历史的舞台，才有机会占据社会位置。而此时，原来的年轻人也变成了老年人，他们也因此变成了既得利益者，要求他们后面的年轻人也去排队等待。这种机制就是稳定的社会秩序的一种规范。在这种机制中，老年人是既得利益者，他们支持这种机制；虽然年轻人是这种机制的受害者，但是由于总所周知的“集体行动困境”，单个年轻人没有动机去对这种机制进行挑战。所以，这种“排队”机制成为一种纳什均衡。
阅读中，你能感受到书中那一片天地是辽阔的，任由思维驰骋，以不同的视角与不同的维度，结果你会惊讶发现许多东西是相通的——只是他们从不同专业和不同角度来分析与认知这个世界，这个过程中拓宽了自己看世界的眼光，开拓视野，一抬头，天苍苍兮，野茫茫，却有一种自由飞翔遨游之愉悦感。
乡土社会的雇佣关系与激励委托机制
在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中，长工与地主的关系是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矛盾的一个重要的体现。于是，在我们的民间故事里有无数关于长工与地主的故事。长工往往是机智、勤劳、懂得“巧干活省力气”、聪明、能干的一方，地主通常是具有奸诈、欠薪、小气吝啬这样的特点。这些民间故事虽然具有一定的写实性，但是经过民间口口相传后，融入了许多夸张和艺术加工的成分。去掉其夸张的成本，作为封建社会的一种经济制度的安排，它必然有其存在的土壤和环境，在历史的经济生活中，地主和长工的关系不至于那么恶劣，但是也反应了雇员和雇工之间的委托激励机制所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的问题。
著名作家陈忠实的作品《白鹿原》，它以陕西关内白鹿原上的白鹿村为背景，细腻描述了白家和鹿家两大家族三代人的恩怨纷争，从一个微观的视角反映了农民阶层经历晚清、民国、军阀、国民战争、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所发生的时代变迁。这一本充满乡土气息的作品，最引起我思考的不是它跌宕起伏的情节，而是白家与长工鹿三这对仁义的主仆关系的描写。白家生了个女儿，想认长工鹿三为干爹。当白家的主人白嘉轩向鹿三提出后，小说对鹿三有一段心理刻画：“咱给人家干活就是为了挣人家的粮食和棉花，人家给咱粮食和棉花就是为了给人家干活，这是天经地义的又是简单不过的事，挣了人家生的，吃了人家熟的，不好好给人家干活，那人家雇你干什么？反过来有的财东想让长工干活还想勒扣长工的粮食和薪俸，那长工还有啥心劲给你干活？这样，财东想要雇一个本顺的长工和长工想要择一家仁义的财东同样不容易……”正是鹿三心理刻画的最后一句“财东想要雇一个本顺的长工和长工想要择一家仁义的财东同样不容易”道出了乡土社会建立一种高质量的委托代理关系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因为代理人和与委托人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双方都有私人不可验证信息，所以对于长工而言，要遇到一个人仁义、不会事后克扣工资的财东可能不容易；同时对于财东而言，如何防范雇工的道德风险的隐藏行动的行为，同样难以观察。因为乡土社会不是一个契约社会，“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打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没有契约制约，那什么东西制约这样双方经济活动时的信任呢？在历史长河中，许多长工与鹿三一样，报酬是固定K，领取的时间也是固定的，很显然，K与长工的劳动量不直接挂钩，不是一个有效的激励。然而，在乡土社会里，这种固定薪酬的制度并不失效。在《差序格局》中，费老先生对乡土社会的社会关系特性引入了一个经典的概念,“差序格局”，在这种格局里，社会关系是由无数私人关系搭成的网络。这个网络像个蜘蛛网一样，有一个中心，就是自己。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丢到水面，和别人联系成的社会关系像水的波纹一样，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愈推愈薄——关系的情感强度、紧密强度和信任程度是递减的。他认为，中国乡土社会就是采取了差序格局，利用亲属的伦常去组合社群，经营各种事业。
乡土社会特有的这种差序格局中，雇工通常会是雇主关系圈里的一员。雇工面临的隐性成本是：存在隐藏行动的行为后被解雇对名声和信任带来的负面影响，从此丢失在这个熟人圈子的劳动市场上的竞争力。是了维护自己的面子，为了维护自己的声誉，也一定会尽心尽责地工作。这是雇工面对的隐性成本。在这种差序格局里，制度失效，更多是利用传统与习惯来支配其经济行为。
事实上，在当今的乡土社会的经济活动中，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
A在笔者家乡的乡镇上有经营小规模的百货的批发零售业务，2005年左右由于业务的拓展，A把业务分离成两家店，一家是专门零售业务，一家是专门批发。A决定把批发业务“转包”出去，经过收益——成本的掂量，两种可行方案供考虑：一种是转包给B经营，法定代表人依然A的，供货方也是A，B仅仅以A的名义负责销售，扣除所有的费用和运营成本后B每年只需向A上交15万经营利润；另一种方案是法定代表人一样是A，投入的本钱、经营的各种费用均由A承担，A每个月给承包者以及雇员支付固定薪水——相当于聘请一个“职业经理人”，剩余的所有利润由A享有。因为二十年的诚信经营，A在该镇享有较高的声誉，已经算了一个老牌子，拥有了稳定忠诚的客户群。为了保住这个牌子以及商誉以及获取高于15万的利润，A决定采用第二种方案。这里涉及委托与激励机制：怎样建立一种良好的工资薪酬制度，更好地激励雇佣的“职业经理人”以及其它雇员没有在老板的监督下依然能尽心尽责地工作呢？正如上文曾指出，在固定的薪水的情况下，雇主很难监督雇员的行为时，雇员与雇主的目标就不一致，雇主的利润并不能实现最大化，雇员可能发生偷懒等行为。然而A巧妙利用了乡土社会的熟人关系的特质：
A最终选择了一个熟人B，在C村中当过党支书，拥有较高的信誉度和良好的群众基础。由于B曾是A的客户，A认为B熟悉该行业，多年的观察觉得此人人品可靠。那怎么聘请其他其他雇员呢？A想到了把B的待业的女儿、妻子以及其两个亲戚纳入其中。因为中国社会是长老统治的社会，Ｂ的年纪最大，利用这种差序格局组建成一个小小的团队，经过五年的实践证明，Ａ的批发业务处于稳中有升的态势。因为Ａ开出的工资水平在当地比较高，而工作时间较为自由，所以对员工来说离职的机会成本大大增加。对于小规模的经营，利用这种差序格局组建小型团队，既解决了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又能有效利用这种格局的特点来解决固定薪水的激励困境。
乡土社会特质VS 社区医院
费孝通先生对于乡土社会的特色还有如此描述——“生于斯，长于斯的社会，先发图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在这样一个礼俗的社会，是一个“熟悉”的社会。熟悉是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地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的感觉。这感觉是无数次的小摩擦里所陶炼出来的结果。在一个熟悉的社会里。我们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这和法律所保障的自由不同，规矩不是法律，规矩是“习”出来的礼俗。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到信任，这信任并非没有根据的，其实最可靠也没有了……在熟悉的环境里生长的人，不需要抽象的普遍的原则。他只要在接触所及的范围之中就知道这手段到目的之间的个别联系”。
在农村医疗保障改革中，有文章指出目前的新农合医疗改革中存在的六大问题之一[②]是“定点医院药价虚高,剥夺参合农民的利益”：目前,各级医疗机构已经成为新农合基金的超级吸纳器,其能量远远大于筹资力度和农民的可支配收入增长的速度,这已构成农村医疗卫生制度可持续发展的严重威胁。比如,不少农民反映,定点医院开出的药品价格往往要高出普通药店同类药品10%～200%不等,再加上乱检查、大处方等,名义上参合农民通过报销获得了一定补偿,但所获补偿往往被虚高的药价以及不合理的收费所抵消。
笔者在本科时参加的一次社会调研——关于农村养老问题，在访谈中观察到由于定点医院药价虚高，参合农民获取的补偿已经被虚高的要价所抵消。同时，笔者在调研中也听到了另一种声音——参保农民小病大多数是在村里或者社区的诊所解决，他们说“都是熟人，药价不会虚高，而且对于经济条件不是很好的老人，还可以暂时赊欠着。”药价虚高的问题，就是政府很难对医院的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管。那时，我设想着，如何利用好诊所的作用，利用好这个熟人社会这个社区里的信用，能有效降低监督成本，减少医院虚开药价的动机呢？2009年4月6日公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提出建立以社区卫生服务为基础的新型城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社区卫生服务被称为医疗服务体制的“网底”,其特殊的收费治疗模式不仅可以解决民众“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还可以通过“小病进社区”避免医疗资源浪费。其实，这样的经验模式对于新农合实施而言也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当然，病人对社区医院缺乏信任、从业人员服务不到位、硬件设施不完备、以及现行的医保政策制约了社区医院的发展的问题，如何实现社区医院的规模经济，依然是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和探讨的问题。
麦田里继续漫步
这本小书，并不厚。但是在阅读中，却时时感受到经典所彰显的力量，为其中国社会透彻精辟独到的剖析所折服。
如在《文字下乡》一文中，费老先生指出“由于乡土社会中，是习惯支配着我们的行为，熟悉的人之间抛开了比较间接的象征原料，而是更直接的会意了”——所以“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已开始抛离乡土社会，文字是现代化的工具。我要辨明的是乡土社会中的文盲，并非处于乡下人的‘愚’，而是出自乡土社会的本质……所以提倡文字下乡的人，必须先考虑到文字和语言的基础，否则开几个乡村学校和使乡下人多识几个字，也许并不能使乡下人‘聪明’起来”。这种提法，何尝不是对与我们今天一直倡导着普法下乡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呢——当然并不是说反对法律下乡，反对建立法治社会，而是值得注意的是：若是简单地把几个法律条文介绍到乡土社会，没有注意到礼治社会无讼社会的特点，那是否真的能够达到普法的效果呢？所以费老在《无讼》指出“法治秩序的简历不能单靠制定若干法律条文或者设立若干法庭，重要的还是看人民怎样去应用这些设备……如果不在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上加以改革，单把法律和法庭推行下乡，结果法治秩序的好处未得，而破坏礼治秩序的……”。所以，重要的不是单靠增加一些法律条文，而是重要的是怎样去使人们从思想观念上树立一种对法律的信仰和尊重。
这本著作，写于六十多年前，但是它却依然能够解读今天的社会，在阅读中，依然能对有许多的启发。我想，基于实践基础上，脚踏实地作出的探究和思考，对于许多对社会认知规律性的东西的抽象与总结，并不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淡出人们的视野，反倒，刚好是对于我们一个历史性的惊醒和提示。
继续，在麦田里行走，追随先生的为学精神、脚踏实地的研究态度永不放弃。
[①] 《经济学家茶座》，总第四十一辑，2009.3
[②]刘振杰，《六大问题决定新农合能否可持续进行》，《中国卫生资源》2009年1月第12卷第1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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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5-8 15:2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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